越南琴匠“知音故里”遇知音******
中新社武汉2月1日电 题：越南琴匠“知音故里”遇知音
作者 武一力
踏入武汉东湖大李村，丝丝缕缕琴声不绝于耳，时而清脆，时而雄浑。在一座名为“南天坊”的古朴院落内，主人阮延俊抚琴而歌，三五宾客围炉而坐，听琴品茗。
“古琴，是我在武汉遇到的‘知音’。”阮延俊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阮延俊来自越南广治省，是一名古琴演奏家、斫琴师。18年前，热爱中国文化的他来到华中师范大学研习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文学博士。毕业后，阮延俊留在武汉，传授古琴演奏和斫琴技艺。
中国传统乐器古琴，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而武汉是“知音故里”，伯牙抚琴遇知音子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学好中国乐器绝非易事。起初，阮延俊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查阅古琴文献，从北宋《碧落子斫琴法》，到中国现存最早的琴曲专集《神奇秘谱》，一本本“啃”，一曲曲练。“许多古籍都是竖排繁体，晦涩难懂，我要花大功夫查资料、请教师长，以便了解其中的历史文化。”阮延俊说。
比读古籍更难的，是认琴谱。阮延俊家中有一面刻满字的墙，看似汉字，却非汉字。他介绍，这是古琴减字谱，用汉字中某一字或偏旁减笔来表示弹奏的弦数、徽位、左右手指法，如勾、挑、抹等，是五线谱无法取代的。作为演奏者，必须将减字谱熟记于心。
“善琴者善斫。”斫琴，即制琴，学会了演奏，阮延俊开始自学斫琴。古琴制作皆沿古法，要经过涂生漆、刮灰胎、上弦调音等百余道工序，制作一床琴平均耗时三年。
“槽腹是斫琴关键的一步，决定古琴的音质。”阮延俊一手按着古琴面板，一手拿着铲刀，顺着木纹反复将槽腹打磨至适宜的厚度。他时不时用食指叩击面板，侧耳倾听低音是否纯粹浑厚，高音是否清亮通透。
以琴为伴，亦以琴会友。阮延俊还记得多年前亲手制作的第一床古琴，那时还在上学的他囊中羞涩，只能在网上买便宜的材料制琴。当老板得知这位外国小伙痴迷中国乐器，豪爽地将材料免费寄给他。如今，两人已成了无话不谈的“琴友”。
扎根中国18年，阮延俊踏遍中国名山大川，朋友遍及南北各地。他和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戴建业不仅成了知音，更是情同父子，每天打电话分享生活见闻、交流学习心得。今年春节，阮延俊照例邀请师长、好友来家里小聚，弹弹琴、聊聊天。
阮延俊还收养了小狗“巍巍”和流浪猫“洋洋”，分别取自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故事中的“巍巍乎若泰山”和“洋洋乎若江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是我的知音。”他笑道。
阮延俊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将古琴带回家乡。“音乐无国界，我计划在家乡建设一个以古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基地。”(完)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地方发展如何融合？看这些中国实践******
中新网蒙特利尔12月8日电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长久以来公认的关键一招。
当地时间12月7日，COP15第二阶段会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边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边会由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
会上，与会中外嘉宾就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行了探讨，分享了中国地方发展的新经验、新故事。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浙江省磐安县，有一座山叫大盘山，浙江省磐安县委书记金艳介绍，那里有药用植物1219种，占浙江全省的68%，其中载入《中国药典》的有154种，占收载药用植物的25%。
大盘山逶迤，四江水清澈。中药材医药已成为磐安县的支柱产业之一，从种活一株草、做精一味药到富裕一方土，中医药富民强县不仅开出了致富的“磐安良方”，更是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磐安路子”。
除了加大物种资源保护力度、数字赋能药材加工，磐安还采用“手工种植—手工施肥—手工采挖”的传统方式种植中药材，严控农药化肥使用。与此同时，磐安积极推广林下种植模式，通过仿野生种植让中药材品质更优良，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生态环境和物种多样性。
贵州省从江县委书记周崇军在边会案例分享上发言。 尹灵 摄穿越悠悠岁月，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在贵州省的群山之中，从江县人延续着千年来“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的传统农耕方式。
贵州省从江县委书记周崇军介绍，“稻田养鱼鱼养稻、稻田养鸭鸭养稻、稻鱼鸭三丰收”的生产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人地矛盾，为当地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绿色有机农产品，又有效防止了环境污染，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如今的从江，稻、鱼、鸭和谐共生，形成了一条特有的生物链。当地特色水稻品系从江香禾糯，也带着山水相拥的农耕智慧走向全国各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除了流传千年的和谐生态智慧，中华大地上也不乏面对生态挑战的改进与探索。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对外事务总监徐欣分享了内蒙古对土地可持续修复及管理模式的探索。
徐欣介绍，过去60年，内蒙古是中国气温变化最快的区域之一，在土地退化方面面临着过去不合理开发利用对自然的威胁，以及发展需求与有限资源在数量和时空上的不匹配。
“为此，我们首先对于保护项目进行了系统设计，支持当地生产方式的转型和升级；开展‘乔、灌、草’相结合的综合修复；还进行了农牧措施的提升，促进乡村的绿色振兴来增绿增收。”
“修复只是保护的一个环节，如何继续保持区域的绿色底色、挖掘生态对生产的促进与庇护潜力，实现生态修复与可持续生产协调发展，是漫长维护期中需探索的重点。”徐欣认为。
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对外事务总监徐欣在边会案例分享上发言。 尹灵 摄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多年努力，中国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新增森林面积居世界首位，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基础，这正是本届大会主题的含义。我们必须确保地球生命得到妥善维护、妥善保护、妥善恢复，在可持续利用中公平合理分享相关惠益。
对于未来十年如何拯救生物多样性，世界资源研究所副总裁兼常务董事克雷格·汉森提出“生产、保护、减少、修复”的框架路径，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满足人类需求和促进人类经济发展，也可保护所有形式的生命多样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这两个命题，从过去“二选一”的两难，到如今“1+1＞2”的双赢，中国各地一直在持续探索着其中的现实路径和发展方向，也在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征程贡献中国智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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